从《可怜的东西》看导演的野心:一部关于自由、身体与凝视的寓言
这部2024年引发巨大争议的《可怜的东西》,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女人从怪诞实验品到独立个体的旅程。但如果你只把它看作一部科幻惊悚片,那你就错过了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埋下的全部炸弹。他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蒸汽朋克美学,包裹了一个关于女权、科学伦理与自我觉醒的现代寓言。石头姐艾玛·斯通用她几近疯狂的表演,让贝拉·巴克斯特这个角色成为了今年银幕上最令人难忘的“怪物”——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婴儿般的生涩与野兽般的直率,那种在极度天真与过早成熟间的摇摆,是影片最迷人也最刺痛人的地方。
表演上,艾玛·斯通贡献了职业生涯最高难度的演出。她必须同时演出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一个性欲初萌的少女、一个观察人类社会的局外人,以及一个最终获得完整主体性的女人。这种“成长”不是线性的,贝拉经常在某个场景中同时展现出婴儿的好奇与老练的世故——比如当她第一次看到镜子中的裸体时,那种毫无羞耻的审视与纯粹的喜悦,直接击碎了传统女性“被观看”的枷锁。马克·鲁弗洛饰演的邓肯则是一出绝妙的讽刺喜剧,他的浮夸与焦虑恰好衬托出贝拉越来越强大的内在力量。
**Q2:电影中频繁的性爱场景是否必要?**
非常必要。兰斯莫斯把性爱作为贝拉认知世界的主要工具之一——她通过身体接触理解权力、快感、羞耻与亲密。这些场景并非为了制造刺激,而是解构传统情色片中“男性观看”的逻辑:贝拉永远是主动的一方,她审视对方,而非被审视。
最后,回答一些观众可能有的疑问:
**Q1:贝拉最后是否原谅了古德温医生?**
答案是否定的。她尊重他作为科学家的才华,但他的实验本质上是将婴儿意识囚禁在成人身体里,这种伦理暴力是她无法认同的。她接手实验室是为了“修正”他的错误,而非继承他的理念。
导演兰斯莫斯的风格在这部电影中达到了某种偏执的极致。他用广角镜头制造了扭曲的变形效果,让建筑、家具甚至人脸都带着不真实的曲率,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贝拉脑海中尚未校准的透镜。色彩从古德温宅邸的黑白灰,到里斯本妓院的鲜艳红绿,再到巴黎夜晚的深蓝与金色,每一次色调转变都对应着贝拉认知世界的阶段。对观众而言,这种视觉过剩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但兰斯莫斯要的正是这种审美上的“过载”——就像贝拉面对成人世界时的感官爆炸。电影中贝拉那句经典台词:“我必须去体验一切,因为生命太短,而痛苦和快乐都同样真实”,几乎就是整部电影的哲学宣言。
剧情上,《可怜的东西》改编自阿拉斯代尔·格雷的同名小说,讲述一个自杀孕妇被疯狂科学家古德温用她腹中胎儿的大脑替换了原脑,从而“复活”成拥有婴儿心智的成年女性贝拉。但兰斯莫斯巧妙地将这个故事从简单的科学恐怖片,扭转为一场关于女性如何夺回身体控制权的旅程。贝拉从古德温的实验室逃出,与放荡律师邓肯·韦德伯恩私奔,经历了游轮上的性启蒙、巴黎妓院里的自我认知、最终回到伦敦面对自己“真正”丈夫——那个将她逼上死路的男人。每一次转身,贝拉都在重新定义“可怜的东西”这个词——她从来不是任何人眼中那个需要怜悯的对象,而是主动寻找并拥抱生活中所有粗粝与甜美的人。
在《可怜的东西结局解析》中,贝拉最终接手了古德温的实验室,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创造生命——她不再是被动的实验品,而是主动的创造者。这个结局引发了许多讨论:她是否真的获得了自由?还是从一个监狱跳到了另一个监狱?我个人认为,兰斯莫斯给出的是一个开放但乐观的答案:贝拉选择继承古德温的事业,不是因为他强加给她,而是因为她看到了科学工具本身的中立性——关键在于用这工具做什么。她选择了“制造快乐”而非“制造怪物”,这是对原初创伤的超越。
**Q3:这部电影到底是在赞美还是批判“女性自由”?**
两者都是。兰斯莫斯既不天真地认为自由就是无约束的性解放,也不保守地认为女人必须依附于某个男性保护者。他呈现的是自由本身的复杂性——贝拉从做妓女到当医生的转变,暗示了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的能力,而非仅仅拥有选择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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