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影评:为什么说它是年度最佳?
如果说2023年有一部片子能让你在生理不适与灵魂震颤间反复横跳,那一定是欧格斯·兰斯莫斯的《可怜的东西》。这部改编自阿拉斯代尔·格雷同名小说的怪诞寓言,用一场近乎癫狂的视觉盛宴,撕开了文明社会最虚伪的遮羞布。它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年度最佳”——它甚至可能让你想中途离场——但正是这种冒犯性,让它成为今年最值得被反复咀嚼的片子。
**Q:结尾贝拉杀死父亲并接受马术师(拉米·尤素夫饰)的求婚,是否意味着她最终妥协了?**
A:恰恰相反。她杀死科学家是为了终结“被创造者”的身份,而接受马术师则是因为对方从未试图改造她。这个男性角色始终以“陪伴”而非“占有”的姿态存在,贝拉选择他,恰恰证明她已完成了从“被观察者”到“观察者”的蜕变。
个人感受而言,这部片子最让我震撼的不是它的视觉或道德勇气,而是它对“成长”一词的彻底祛魅。我们总以为成长是积累知识、学会道德,但贝拉的成长恰恰是逆向的:她先学会暴力(砸烂父亲的仪器),再学会温柔(安慰受伤的妓女),最后才学会爱(接受自己本能的欲望)。这种倒置的成长逻辑,让《可怜的东西》经典台词“我选择成为怎样的怪物”成为全片最锋利的刀刃——当全世界都在教我们做“好人”时,这部片子却告诉你:先做个完整的怪物吧。
兰斯莫斯的导演风格在此达到巅峰。他不再满足于《宠儿》中那种对称构图与宫廷阴谋,而是用蒸汽朋克风格构建了一个介于维多利亚时代与超现实之间的世界。街道上漂浮着鱼形的气球,建筑物像生病的脏器般扭曲,甚至让角色坐在月球上吃蛋糕。这些视觉奇观并非单纯炫技,而是对“真实”的质疑:当贝拉说“我希望世界像我的脑子一样奇怪”时,观众才惊觉,她眼中的世界或许比我们的更接近真相。而片中那句经典台词“我是在体验世界,而不是在服从世界”,正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精准刺穿。
**Q:片子中贝拉为什么拒绝接受邓肯的求婚?**
A:因为邓肯的求婚本质上是用“婚姻”将她从“妓女”的标签中拉回“妻子”的牢笼。贝拉此时已经意识到,无论是成为被供养的宠物还是被猎艳的玩物,都是对自我意志的阉割。她拒绝的不是爱情,而是所有试图定义她身份的系统。
艾玛·斯通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身体叙事”。从最初像木偶般僵硬地咀嚼食物,到后期在妓院中带着科学家的冷漠观察客人的高潮,她完美呈现了智力与情感的不同步发育。最惊艳的一场戏是她对“快乐”的探索:当妓院老板(汉娜·许古拉饰)告诉她“痛苦是快乐的代价”时,贝拉歪着头,像研究显微镜下的细菌一样抚摸着鞭痕,然后突然大笑。这种孩童的纯真与成年的残酷间的对抗,让《可怜的东西》结局解析变得格外深刻——贝拉最终选择杀死父亲般的科学家,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她终于理解:真正的自由必须包含弑父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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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
影片的核心是弗兰肯斯坦式故事的一次另类变奏。艾玛·斯通饰演的贝拉·巴克斯特,一个被科学家用孕妇尸体复活并植入婴儿大脑的成年女性,从蹒跚学步到精神觉醒的旅程,本质上是一场对父权制社会规训系统的残酷解构。导演兰斯莫斯延续了《龙虾》中那种冷峻的荒诞感,但这次他更激进:用鱼眼镜头扭曲空间,用黑白与彩色切换暗示认知阶段,甚至让角色的阴道在银幕上随着性觉醒而逐渐“生长”出毛发。这种视觉暴力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当邓肯·韦德本(马克·鲁弗洛饰)用甜言蜜语诱骗贝拉上船时,那些夸张的情话突然变得让人反胃,因为你意识到,这正是现实世界里无数女孩被诱拐的剧本。
**Q:影片中反复出现“性”场面是否具有必要性?**
A:非常必要。兰斯莫斯用近乎人类学纪录片的方式拍摄性爱,目的不是刺激感官,而是揭示权力关系。贝拉早期对性的探索像婴儿抓握玩具般天真,后期则像科学家解剖实验般冷静。那些镜头之所以让观众不适,恰恰因为我们习惯了用羞耻感来包装性——而贝拉正是用婴儿的视角,戳破了这种集体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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