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被低估的冷门佳作
当一部电影能让你在惊悚、荒诞与感动之间反复横跳,那它大概率不是流水线产物。《可怜的东西》(2023)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蒸汽朋克外壳,包裹着关于女性觉醒与身体自主权的锋利内核。掌镜欧格斯·兰斯莫斯延续了《宠儿》的怪诞美学,却比后者走得更远:他让观众目睹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女人,如何用最原始的方式撕碎父权社会的假面。
影片开场就用一场充满哥特气味的实验定调。科学家巴克斯特(威廉·达福饰)从溺亡孕妇腹中取出胎儿,将大脑替换成婴儿的——这个名叫贝拉(艾玛·斯通饰)的女人就此诞生。她的肢体动作像提线木偶般痉挛,语言系统从单音节词汇开始重构。这种设定本可以走向猎奇,但兰斯莫斯的镜头始终保持着一种冷峻的共情:当贝拉第一次用勺子敲打桌面发出节奏,或是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快乐”这个词的发音时,那些看似笨拙的肢体里,藏着对世界最原始的惊奇。艾玛·斯通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她让贝拉的眼神在孩童的懵懂与成人的狡黠之间无缝切换,尤其是当她发现性欲可以带来快感时,那种既像发现新大陆又像拆解玩具的兴奋感,精准诠释了何谓“身体即战场”。
**FAQ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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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怜的东西》到底在表达什么?**
答:表面上是女性觉醒故事,实则是对“启蒙叙事”的祛魅。贝拉从婴儿到成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剥除社会规训的过程——她通过性、暴力和知识三重路径,发现所谓文明不过是男性维护统治的遮羞布。结局中她选择保留“不完整”的大脑,恰恰是对完美叙事的拒绝。
剧情推进到中段,贝拉跟随放荡律师邓肯(马克·鲁弗洛饰)踏上欧陆游学。这段看似粉红色的冒险,实则是掌镜对传统叙事结构的反叛。贝拉在妓院主动接客,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观察不同男性面对欲望时的表情”。这种将性交易转化为田野调查的视角,让观众不得不重新审视道德边界——当贝拉对着嫖客记录笔记,或是用学术口吻讨论“为什么大多数男人关灯后更紧张”时,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突然变得滑稽可笑。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影片中所有男性角色都在试图定义贝拉:科学家把她当作品,律师把她当成战利品,前夫试图用婚姻囚禁她。但贝拉始终在用最朴素的三观颠覆这一切:“我感到好奇,所以我去做”——这种毫无社会驯化的纯粹性,恰恰戳穿了文明社会的虚伪注脚。
个人感受而言,这部电影让我想起《科学怪人》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女性,她会用哪种方式复仇?答案或许是:她根本不屑复仇,因为她忙着舔舐世界这颗糖果。那些质疑贝拉“不够女性主义”的评论,恰恰落入了掌镜设置的陷阱:贝拉不需要成为任何主义的代言人,她只需要成为她自己——哪怕这个自己看起来像个小怪物。
至于《可怜的东西》经典台词,必须提名贝拉在妓院对邓肯说的那句:“你的悲伤像件不合身的外套,可你偏要穿着它去所有地方。”这句话精准概括了全片的权力逻辑——男性用痛苦塑造自我,而女性只需要把外套扔掉。兰斯莫斯的镜头语言同样值得玩味:鱼眼广角镜头扭曲了空间,让所有男性角色如同被困在玻璃缸里的标本,而贝拉始终站在画面中央,用广角畸变把她推向观众视野的最前沿。这种视觉暴力感,与配乐中突然炸裂的管弦乐片段形成共振,完美呼应了贝拉大脑中那些不断重组的神经突触。
**问:电影中的性爱场面尺度大吗?是否有必要?**
答:尺度极大且毫无浪漫化处理。但这些场景绝非噱头——兰斯莫斯用近乎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法,将性转化为权力关系的微观模型。贝拉第一次性爱后对着镜子观察身体上的淤青,这个镜头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快乐与疼痛本是同一种生理反应,关键在于谁在定义它们的意义。
关于《可怜的东西》结局解析:当贝拉最终接受巴克斯特科学家的脑移植手术,变成拥有完整记忆的新存在时,这个结局绝非简单的“回归家庭”。她用手术刀剖开前夫腹部的场景,与其说是复仇,不如说是对“拯救叙事的终极嘲讽——男人总想修复她,而她选择亲手拆解自己再组装。贝拉最后站在阳台上俯瞰城市,怀里抱着自己的大脑切片,这个镜头充满了诡异的美感:她终于成为了自己的造物主。
**问:为什么说这部电影被“低估”了?**
答:因为它在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中属于“最不奥斯卡”的那一部。主流评论聚焦于它的“怪”,却忽视了其叙事结构对《弗兰肯斯坦》《绿野仙踪》的戏仿。更关键的是,当多数女性题材电影仍在描绘“受害者转向觉醒”时,兰斯莫斯直接跳到了“觉醒后的混乱”——这种不讨好的诚实,正是它被低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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