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解剖:当科学怪人遇见女性觉醒,这部暗黑童话你看懂了吗?
欧格斯·兰斯莫斯的新作《可怜的东西》绝对是2024年最具争议的一枚银幕炸弹。它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蒸汽朋克美学,包裹着一个关于女性从被操控到自我觉醒的残酷寓言。如果你以为这只是艾玛·斯通的又一部冲奥表演,那你可能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影片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它把“自由意志”这个哲学命题,塞进了一具被缝合的肉身里。
A:关键要看这些场景的“视角”。兰斯莫斯故意让贝拉在性爱中占据主导——她主动探索、询问感受、甚至像做实验一样记录。这种去浪漫化的处理,实际上是在解构传统情欲镜头中的男性凝视。但必须承认,部分场景的时长确实让观众感到不适,这种不适本身就是执导的意图:为什么我们对暴力习以为常,却对女性的性自主感到冒犯?
个人感受上,这部片子让我坐立不安了三小时。它像一面哈哈镜,把女性在现实中的困境——被客体化、被教导“乖巧”、被定义价值——全都被夸张成了笑料。但笑过之后是窒息。比如贝拉在巴黎妓院工作时,她以“研究人类痛苦”为名出卖身体,这种荒诞的合理化恰恰讽刺了社会如何把女性的剥削包装成“自由选择”。不过影片的争议点也在这里:大量露骨的性爱场面,究竟是服务于女性自主的表达,还是执导在消费女性身体?我的观点是,兰斯莫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逼迫观众思考,当你看到一个拥有儿童心智的女人在欢愉中尖叫时,你究竟是感到兴奋,还是不安?这份不安,正是片子想要抵达的彼岸。
最后,关于《可怜的东西》经典台词,我最难忘的一句是贝拉对邓肯说的:“你的善良让我呕吐。”这句话精准地撕开了虚伪男性的道德幻象——所谓的“拯救”,不过是另一种占有。
A:这正是影片最颠覆的地方。贝拉最终发现,无论是古德温的“保护”、邓肯的“爱情”还是将军的“婚姻”,本质上都是控制。她选择成为科学家,不是原谅古德温,而是拒绝再做别人的“实验品”,转而成为自主的生命创造者。这是一种比单纯反抗更高级的复仇:我不推翻你的规则,我制定自己的规则。
**Q:没看懂最后的“羊”意象,能解释下吗?**
**Q:片子里那么多情欲戏,是不是在物化女性?**
欧格斯·兰斯莫斯的执导风格依然是标志性的怪诞美学。广角镜头把人物的脸拉扯变形,鱼眼镜头下的世界充满了放大与扭曲,配合着铜管乐与弦乐交织的诡异配乐,整个维多利亚伦敦就像一座发条玩具城。但这次他比《龙虾》更直白,比《宠儿》更黑暗。影片用三幕式结构完成贝拉的“进化”:第一幕是被囚禁的“宠物”,第二幕是沉溺感官的“玩物”,第三幕则是主动接管权力的“主人”。最妙的是结局——当贝拉回到古德温的实验室,她没有选择毁灭,而是继承了科学家的衣钵。这个可怜的东西结局解析,其实暗藏着执导对女性主义的深层思考:觉醒不是仇恨或逃避,而是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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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贝拉为什么要继承古德温的实验室?她不是恨他吗?**
剧情上,执导借用了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骨架,却灌注了完全不同的血液。贝拉·巴克斯特(艾玛·斯通饰)是一个被科学家古德温(威廉·达福饰)用孕妇尸体复活的女人,她的大脑被换成了胎儿的大脑。这种设定本身就充满了悖论:一个拥有成人身体的婴儿,如何理解欲望、道德与权力?影片前半段,贝拉用婴儿般天真又残忍的目光打量世界,她砸碎餐具、踢打路人、对性爱毫无羞耻地好奇——这种“非社会化”的表演被艾玛·斯通诠释得令人头皮发麻。她不是傻白甜,她的每一次“出格”都在拆解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规训。
表演层面,艾玛·斯通贡献了职业生涯最“疯”的演技。她让贝拉的肢体语言经历了一场从关节生涩的提线木偶到流畅如猎豹的进化。尤其是当她被风流律师邓肯(马克·鲁法洛饰)诱骗到里斯本后,那些情欲场面充满了动物性的原始与机械般的抽离——她在模仿“享乐”,就像婴儿模仿微笑。威廉·达福饰演的科学家则更微妙,他脸上布满伤疤,却用最温柔的语气对贝拉说“你可以做任何事”——这种表面开明、实则掌控的父权形象,比任何反派都更让人脊背发凉。而马克·鲁法洛彻底颠覆了以往的暖男形象,把邓肯演成了一个自恋、怯懦、最终崩溃的“雄性笑话”。
A:那只在实验室里被改造成半机械的羊,是贝拉自身的镜像。它也经历了生死、缝合与扭曲。当贝拉在结尾抚摸那只羊时,她其实在接纳自己作为“非自然产物”的存在。羊的沉默与顺从,与最终拿起手术刀的贝拉形成了对比:你可以改造我,但无法决定我成为什么。这个意象也呼应了片名《可怜的东西》——可怜的不是被改造的肉身,而是那些从未真正活过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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